2014/03/04文 / 黃能揚
在Kano還沒上映前，電影中使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日語對白，已經引起不少評論。這些評論頗不能接受的是：魏德聖導演才在上部電影「賽德克巴萊」昭示「如果文明是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見野蠻的驕傲」氣度，但在「Kano」這部電影就「整碗被日本人端去」，變成全講日語。
我不是要幫魏德聖導演說話，而是要指出語言沙文主義者永遠不能看清的事實：原住民的基礎教育制度是由日本人肇始，在此前只有少數通譯員能通兩種以上的族語。當年只要有和原住民溝通的場合，閩南語、客家話、甚至現在所謂的國語北京話，都不是有效溝通的語言。
跨族群有效溝通的工具只有一種，就是當時的國語-日本話；加以棒球隊中有日本教練、日本球員，使用日本話是非常合理的，不能接受全片日語對白的爭議其實可以休矣。 但語言沙文主義者的質疑不是全然沒有貢獻，我們要感謝這些人勇於提出這樣的觀察角度，帶給社會多角度反思這部電影在影視經濟層面的機會。
電影名稱Kano是來自「嘉農」的日語發音「かのう」，片中敘述一個講日語、在內地延長主義下被視為日本國台灣區球隊的「嘉義農林棒球隊」，到日本甲子園和日本隊一較高下的電影。讓我們想像一下，如果電影Kano到了日本，成為一部全國院線片呢？看過電影或預告片的你會怎麼想呢？是不是有市場的想像空間？你可能會說語言主宰的文化接近性障礙已降到最低了，但日本對台灣電影的進口放映是否有所限制呢？如果進口片可播映了，票房應該也有可能像嘉農1931的表現一樣，坐二望一吧？
這部影片背後，其實可想像成日本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下，市場經濟實際運作情形。每個產業都會有市占率最高和次高者，中京商在該年度是第一名，來自台灣的嘉農則是市佔率第二名的企業。而這個體系仰賴輪船、軌道及公平競爭的環境，清楚的球賽規則與應該公正的裁判和…媒體。 出於個人想像，魏導可能有意或無意要傳達的不只是一支球隊的熱血訓練與出賽過程，魏導的團隊復原了撐持這一切現代體系所需要的軌道、輪船、基隆港、嘉南大圳、棒球場、電氣街燈、廣播與收音機、教育體系…以及語言。這是一個市場，一個應該在清楚規則下公平競爭的市場。
Kano電影最後記述了每個角色日後的人生，其中一位創下台灣棒球史第一次盜本壘紀錄的原住民棒球選手拓弘山(日名：真山卯一)原本在日本時代已經擔任國校校長，但因為原住民教師不像漢人教師可透過稍微地學習轉換到華語教學體系，紛紛被強迫或冠上不適任的評價，半強迫的離開教職，這是一整個族群的浩劫，也是一個語言市場對這些人的關閉。何其殘酷，若有人至今還在質疑這群可憐人在當時使用的語言，頗令人心寒。 方才，我們想像了Kano在日本電影院上映的各種可能，那麼請問目前最常使用國語的各位觀眾，一起來想像Kano在中國上映的可能性吧？如果是你，你會隨著嘉農棒球隊出征嗎？
資料來源：http://pnn.pts.org.tw/main/2014/03/04/%E9%9B%BB%E5%BD%B1kano%E7%9A%84%E8%AA%9E%E8%A8%80%E3%80%81%E5%9C%8B%E6%97%8F%E8%88%87%E5%B8%82%E5%A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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